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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文化

 雷州半島文化區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
 從閩南文化視角看河洛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的影響
  雷州石狗與閩臺風獅爺民俗文化的內涵
 閩南文化與雷州半島的木雕藝術
 粵西木偶與閩南文化
 雷劇與閩南地方戲劇的關系和對比初探
 徐聞與閩南莆田的文化淵源淺探

從閩南文化視角看河洛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的影響

湛江師范學院哲學博士 張永義

  作為中原文化圈的核心文化與代表文化,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認同建構過程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對中華文化總體屬性之下諸多次區域文化風貌的形成都產生了潛在而深刻的影響。閩南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蘊、豐富的特質和獨具意義的時代內涵。雷州半島區域素有“天南重地”之稱,在其漫長的歷史演進與文化流變中,形成了內涵豐富、多元并蓄的地域性人文風情。在雷州半島區域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河洛文化以閩南文化為介質,對雷州半島區域的語言文化、思想觀念和民俗風情等多個文化斷面都發揮了重要影響。
                     一
  河洛文化是華夏文明的核心文化,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在于正統性、源頭性與傳承性。《易經·系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河圖”和“洛書”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兩幅神秘而內容又十分豐富的圖案,凝結了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至漢代,一些經學家和思想家用“河圖洛書”解釋《易經》的八卦和《尚書·洪范》的五行,從而形成了“陰陽五行”之學說。同時,“河圖洛書”作為中國儒家經典來源,蘊含著中國哲學最古老的原創思想,并由此衍生出許多中國古代哲學、醫學、天文、歷算以及兵、刑、道、法等的重要內容。河洛文化產生于夏商、成熟于周、發達于漢魏唐宋、并不斷被歷代傳承。河洛文化既包括以農耕經濟為中心的物質文明內涵,也包括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心理等精神文明內涵。
  河洛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產生影響的途徑在歷史上主要有兩種。第一種途徑是雷州半島區域直接受影響于以河洛文化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地理路線為“湖南——桂東地區——粵西地區”。這是一個次要途徑。秦始皇攻占楚國后,委派屠睢為統帥率領50萬大軍兵分五路南征百越。為解決運輸和給養問題,秦始皇特地命史祿主持開鑿了長達60公里、中國歷史上第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靈渠因此成為隋唐以前中原進入嶺南的重要水上通道,大大便利了包括雷州半島區域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直接交流。之后,為開發嶺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嶺南的軍人長期駐守于此地外,還將數10萬“罪人”發配嶺南。統帥趙佗還向秦始皇“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始皇可其萬五千人”。因此,嶺南人口的成分發生重要變化,南遷漢人給包括雷州半島區域在內的泛嶺南地區帶來了先進的河洛文化。在此后的歷代人口遷移中,由此地理路線承載的河洛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產生了持續影響。
  河洛文化影響雷州半島區域的第二種途徑是雷州半島區域直接受影響于閩南文化,從而間接受影響于河洛文化,但這種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這是河洛文化影響雷州半島區域的主要途徑,其地理路線為“閩南地區——雷州半島區域”。河洛區域的先民首先遷徙南方,把河洛文化帶到閩粵地區。一向自稱為“河洛郎”的閩南人在歷史上不斷遷至雷州半島區域,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發生于南宋末期。當時因逃避元軍與宋軍的戰亂,閩南先民除大量播遷至臺灣外,還有十幾萬閩南莆田人移民到雷州半島區域。此外,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倭寇侵略和當局嚴酷的海禁政策,閩南沿海的“河洛郎”們也陸續移民至雷州半島區域。還有少量莆田人在移居潮汕地區幾百年后“第二次”移民到雷州半島區域。這種大規模的“直接移民”方式對河洛文化在雷州半島區域落地生根具有最為明顯的作用。
  在文化史上,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一起對雷州半島區域交互性地產生著影響。晉代至南朝時期,“五胡之役”、“八王之亂”、“永嘉之亂”接連不斷,民不聊生,河洛先民為逃避戰亂而紛紛舉家南遷,進入蘇、皖、贛、粵、閩等地區,此為第一次客家人南遷。唐朝南詔之亂及黃巢起義之時,中原地區戰亂又起,河洛先民再度大規模南遷,是為第二次客家人南遷。北宋滅亡,宋高宗南渡,客家先民又分批南徙至廣東等地,此為第三次客家人南遷。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之間,廣東客家人與當地人之間長達十余年的土客大戰后,眾多客家人再次南下或東渡,是為第四次南遷。
南遷或續遷的的閩南民系雖然遠離中原河洛區域多年,但仍然保持著河洛文化的傳統。如閩南民系或客家民系的堂號堂聯、文化教育、生活習慣、語言發音、婚喪禮儀、年節慶典等,皆自然地沿襲著河洛人之傳統。之后閩南人再遷入雷州半島區域,自然也將使河洛文化傳統在雷州半島區域落地生根。
                     二
  通常,雷州半島區域被歸屬到由河洛文化流變而成的閩南文化的范疇之內,這種普遍的觀點不僅揭示出雷州半島區域與河洛文化之間的內在淵源,同時也說明了閩南文化在河洛文化與雷州半島區域文化之間的重要作用。在2003年舉辦的“閩南文化論壇”上,與會專家認為,“閩南文化是中華文化中很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它來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其存在范圍大致包括福建閩南地區和龍巖漳平,廣東潮汕地區、雷州半島,海南大部分地區,臺灣地區……”自然,雷州半島區域的語言文化也因閩南文化的作用而深受河洛語言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閩南地區、潮汕地區和雷州半島地區皆被公認為河洛語言文化區。再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包括雷州半島區域在內的閩南文化河洛語言區的形成,也是華夏文明向海洋文明嬗變的必然結果。
  與漳泉區域的閩南話一樣,作為雷州半島區域的代表性語言的雷州話(即黎話、海話),從發音到詞匯,從語法習慣到音調婉轉,皆由北方中原河洛方言發展演變而來,其主要來源于古漢語中的六朝雅言——河洛話。在此中,閩南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代表性方言的影響也十分明顯。雷州話的最終形成,與北宋政治家﹑一代名相、詩人寇準也有著直接關系。寇準于1022年被貶至雷州,他不僅在此開學堂、教書藝,不遺余力地將河洛文化傳播于雷州半島,還向當地人傳授中州正音,促使當時的雷州半島語言由俚語轉換為雷州話。明萬歷《雷州府志》載,“雷之語,有官話,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東語亦名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話。有黎語,即瓊崖臨高之音……東語已謬,黎語亦侏漓。”在宋代,俚語屬于當地方言,是當地人進行交流和溝通的常用語言。寇準被貶到雷州后,他發現當地人操著一口佶屈聱牙的古越方言(即俚語),不便于溝通,也不利于對外交流。為改變這種交流的不便,他親自為雷州的士子講學,向當地的老百姓親授中原官方語言——中州正音,大量輸入了河洛文化。雷州半島區域的鄉民在原語言的基礎上,對寇準所教的中州正音兼收并蓄,逐漸在明朝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和風格的雷州話。方志亦載,以中州正音讀書習字始自北宋名相寇準被貶謫至雷州之時。“查遂境話語皆習鄉談,惟讀書則與中土正音相近,聽之嚦嚦可晰,與說話迥殊。詢厥所由,斂稱,昔寇萊公寓此,親為口授。后來,教者循習遞傳,至今不改。”
                      三
  雷州半島區域地處天南邊陲之地,遠離河洛中原文化區域,在歷史上的較長時期中未受到優勢主流文化有效而持久的熏陶。但是自宋代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之后,河洛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文化教育的影響日漸加重,而且這種影響的發生方式獨具特色——貶官文化。在中國皇權專制歷史上,皇帝對“有罪”官員的懲罰程度通常與該官員的貶謫地與中原帝都之間的地理距離成正比例關系。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期,包括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在內的泛西部地區并不總處于中原政權的有效統治區域之內。與此相對照的是,雷州半島區域始終面臨著與中原政權傳統統治區域(華北、華中、華南、華東等地區)和非傳統統治區域(如泛西部地區)皆不相同的央地關系特點。此特點在于,雷州半島區域雖鮮受中原文化之熏陶,但自秦代后大都處于中原政權的有效統治之下,且具有足夠遙遠的地理距離。或者說,雷州半島區域與中原政權在地理上“遠距離”、文化風情上“遠距離”、行政隸屬上卻“近距離”。雷州半島區域央地關系的這種多重特點,顯然非常符合皇帝處理“有罪”官員、尤其是“重罪”高官時的那種正比例關系。歷史上雷州半島區域央地關系的這種特點,既是該區域貶官文化的地理基礎與政治基礎之所在,也是以河洛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該區域產生影響的主要生成基礎。
  僅在宋代,就先后有寇準、蘇軾、蘇轍、王巖叟、秦觀、李綱、任伯雨、趙鼎、李光、胡銓等十位名相賢臣與高士被貶往雷州半島區域。“宋代十賢”雖不盡為河洛文化之代表人物,但從文化的總體屬性來看,他們所代表的是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的核心文化則為河洛文化。文人高士的到來,將富含河洛文化精髓的先進思想、深厚學風、生產技術、中原正音與敦厚禮教播種于雷州半島區域。十賢之一的蘇軾在雷州古城留下了廣為人知且影響至今的印跡。蘇軾為天寧寺“萬山第一”的題字,成為了天寧寺的鎮寺之寶,并從根本上提升了該寺的文化底蘊與整體地位。蘇軾之后,羅湖更名為西湖,蘇軾并吟“西湖平,狀元生”。睿元書院遂更名為平湖書院,寄托了人們對雷州文化發展的美好愿望,并因此而激勵雷州子民重視教育、雷州子弟求學奮進。蘇軾之弟蘇轍雖謫居雷州僅一年,但他為雷州人民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生產技術,鼓勵農耕,并致力于農、工、商之利,教民治窮致富,為雷州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詩作“醫奪于巫鬼,故方術(指醫術)不治”反映了當時的雷州鄉民迷信鬼神,科學意識淡薄,百姓有病普遍求巫醫而不是去看大夫的狀況。面對當時雷州半島區域落后的生產技術、生活狀況和思想觀念,蘇轍深入鄉民,親身指導生產,盡其所能把自己的知識傳給他們,并作《勸農詩》鼓勵百姓農耕。
  史載,一代名相寇準向雷州區域的鄉民講授科學知識,傳授先進的生產技術,隕石墜落之后及時向鄉民講解,去除隕石墜落在鄉民中造成的恐慌,并在隕石墜落的地方修建真武堂,組織當地青年修文習武,傳播中原文化,為雷州半島培養人才。在此后數百年間的浚元書院,皆由社會名流執教,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必修之課。自宋代十賢之后,雷州興起讀書習文之風,河洛中原文化影響日盛,雷州鄉民日漸重視教育并大辦學校,雷州半島區域的文化教育出現了很大的發展,縣有書院,鄉有社學……據考,從宋至清朝,雷州半島區域先后出現懷坡書院、崇文書院、文會書院、雷陽書院、浚元書院等多達10余所的州縣級書院。宋建炎4年,雷州府海康縣黃守政考中進士,是從雷州所辦書院中考取的第一個進士。此后雷州俊杰輩出,涌現了以陳瑸、陳昌齊、陳喬森、丁宗洛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本土人才。至清朝止,有進士23名,舉人227名。
  作為河洛文化的主要分支,閩南文化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動態性、多元性、包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泛閩南文化以閩南為核心區,由于在歷史上不斷拓展的對外移民大潮,不僅將閩南文化的自身特性傳播至雷州半島區域,也同時將河洛文化的基因與特質輸入到雷州半島區域文化的血脈之中。因此,在相當意義上,雷州半島區域文化不僅是閩南文化的自然延伸,也間接地成為了河洛文化的傳承者之一。
                     四
  河洛文化是中國傳統神龍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武術文化和姓氏文化的主要源文化,這些亞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民俗風情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神龍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貴的象征,而河洛區域則是龍的故里。被稱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陽一帶“以龍師而龍名”,首創龍圖騰,實現了上古時期多個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另一人文始祖黃帝,在統一黃河流域各部落之后,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泛河洛區域的今新鄭一帶也以龍作為新部落的圖騰。河洛神龍文化的傳播對雷州半島區域產生了深刻影響。神龍圖騰和神龍崇拜在雷州半島區域隨處可見,不僅許多地方以龍為命名,而且雷州半島區域的民間藝術也多以展現神龍文化為主題,如東海島龍海天的人龍舞、赤坎調順島的網龍等皆久負盛名。
  泉州是中世紀世界宗教文化的重要幅射點。受到閩南文化的影響,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等,都在雷州半島區域有所傳播。考古學證明,在閩南文化影響之下 ,甚至婆羅門教也曾在雷州半島傳播過。而且更重要的是,雷州半島區域也秉承了閩南文化與河洛文化的宗教寬容精神。眾所周知,儒、釋、道“三教合流”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河洛文化中也富含宗教寬容共處的思想精髓。其中河洛區域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重地和主要輸出地。佛教傳入中國后,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就在河南洛陽。洛陽的龍門石窟是佛教三大藝術寶庫之一。作為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其被奉為鼻祖的老子李聃,就是河洛區域人氏。在道教方面,地處河洛區域的登封中岳廟是歷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國現存最早、規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濟源的王屋山為道教“十二洞天”之一,是唐代著名道長司馬承禎攜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河洛文化的宗教信仰文化和宗教寬容共處精神在雷州半島區域亦有充分體現。佛教文化現今成為雷州半島區域最大的宗教信仰文化,寺廟隨處可見。同時,雷州半島區域人民對基督教和道教的信仰也廣泛存在著。作為雷州半島區域重要民俗之一的雷州市水店村的“下火海”亦為河洛宗教文化影響的一個體現。“下火海”,也稱“踩火場”,既是古時崇敬火神“炎帝”的一種祭祀儀式,也是道教的一種祭祀儀式,2009年已被湛江市列為第二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將申報省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此處,雷州半島區域的“多神崇拜”現象也體現出了河洛文化的影響所在。“多神崇拜”源于河洛農耕文化,農耕文化中對神的崇敬與畏懼,源于弱質農業受制于各種自然災害,因而農耕者渴望神的呵護與保佑。河洛地區的泛神論或“多神崇拜”現象由首先閩南民系與客家民系傳承了下來,再傳至雷州半島區域。至今,在雷州半島區域,民間仍有不同地方敬奉源自河洛區域的關帝、土地神、財神、閻王爺等“神靈”,這些皆經閩南文化而與河洛傳統民風、河洛農耕文化與河洛信仰文化一脈相承。
  如同河洛語言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的影響,河洛區域的民俗文化對雷州半島區域的影響亦主要因閩南人的遷徙而生成。在飲食、服飾、日常起居、生產活動、禮儀、信仰、節令、集會等方面,河洛文化形成了內涵豐富的民俗文化。西周時期在河洛區域形成的婚儀“六禮”,逐步演化為提親、定禮、迎娶等固定婚俗,這些婚俗至今仍在雷州半島區域較為完好地留存與堅守著。春節祭灶、守歲、拜年,正月十五鬧花燈,三月清明祭祖掃墓,五月端午節插艾葉,七月七觀星,八月中秋賞月,九月重陽登高等源于河洛文化的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歲時風俗至今仍在雷州半島區域的不同地方風行不變。
  河洛中原文化所獨有的姓氏文化,影響布及包括雷州半島區域在內的眾多地域。據《中華姓氏大典》載,在全部的4820個漢族姓氏中,起源于河洛中原區域的有1834個,占38%;在當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洛中原區域的有171個,占57%;在依人口數量多少而排列的100大姓中,有78個姓氏的源頭與部分源頭在河洛中原區域。無論是李、王、張、劉為代表的中華四大姓,還是林、陳、鄭、黃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洛中原區域。臺灣有俗話云,“陳林半天下,黃鄭排滿街”;福建則有“陳林滿天下,黃鄭排滿山”之說;同樣,據人口普查資料所載,在雷州半島區域,絕大多數地方也同樣以陳姓為最大姓,而林、李也都在十大姓之內。上述姓氏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區域:陳姓源于河南淮陽;林姓源于河南衛輝;鄭姓源于河南滎陽。據民間訪查,不僅雷州半島區域姓氏分布情況與閩南民系姓氏分布的總體情形相似,而且雷州半島區域的陳姓者亦多自稱其祖上乃自河洛中原區域遷徙至閩南區域后再遷于雷州半島區域。
  由此觀之,河洛文化及其各種亞文化在雷州半島區域本土文化的演進與建構歷程中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發生,與閩南文化在雷州半島區域的播遷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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