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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社會

 臺灣經濟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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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發展歷程

(2011年6月2日   來源:中國網)

  臺灣經濟是一個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系。50多年來,通過進口替代、出口擴張、結構調整與自由化改革的發展軌跡,臺灣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
  經濟恢復
  二戰末期,臺灣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民黨退臺初期,由于政局動蕩,人口劇增,物資短缺,物價上漲,經濟形勢嚴峻。為此,臺灣當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穩定社會和恢復經濟的政策與措施,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加強外匯貿易管制及優先發展電力、肥料、紡織等民生工業,使臺灣經濟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恢復與發展。
  在臺灣經濟恢復與發展初期,土地改革與“美援”發揮了重要作用。臺灣土地改革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土地改革第一步是進行“三七五減租”,即將原地主收取超過收獲量50%以上的地租一律降至37.5%以下,其他附帶租金一律取消。接著全面推行于1948年開始試行的“公地放領”政策,即將從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公有耕地承租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承租地價分十年還清。公地放領一直到1976年才結束,總計歷年放領耕地約14萬公頃,承領農戶28.6萬戶。
  1953年1月,臺灣當局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開始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重大農地改革方案。地主按規定保留一小部分土地外,其余由當局征收,繳給現耕農承領。征收地主土地的地價,付給地主七成的土地實物債券,三成公營的農林、工礦、臺泥與臺紙四大公司股票。到1953年底,共征購地主耕地13.9萬公頃,約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承領農戶達19.5萬戶。整個土地改革歷時10年,于1963年完成。這次土地改革,不僅緩和了農民與地主的關系,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增加,緩解了糧食供應壓力,在某種程度上解除了臺灣經濟危機,而且將農村資本轉移工商業,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1950年到1965年,美國向臺灣提供的經濟援助達15億美元,差不多一年有1億多美元,這對早期財政困難與出口外匯短缺的臺灣來說意義非常重大。美國還對臺灣提供了30億美元的巨額軍事援助,使國民黨有可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經濟建設,也間接地促進了臺灣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出口替代戰略
  在極為特殊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在臺灣經濟趨于穩定之后,臺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上首先采取了替代進口的發展戰略。優先發展可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及對改善國際收支有幫助的產業,即發展投資少、技術要求不高、能增加就業及自己能夠生產的民生工業,以替代進口產品,節省外匯開支。在這一政策指導下,臺灣重點發展紡織、食品、水泥、塑膠等民生工業。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在大陸的黃金與機器、美國的經援、戰后重建、土地改革、進口替代等諸多因素縱橫交錯影響下,臺灣經濟很快走出泥灘。到50年代末,臺灣物價已趨于平穩,物資供應日漸充足,狹小的市場開始飽和,部分工業生產能力出現過剩現象,臺灣經濟又面臨新的挑戰,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50年代末期開始,臺灣進行了一次較為廣泛的財政、外貿、金融體制的改革,臺灣從此走上了一條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道路。
  1958年4月,臺灣“行政院”公布了“改進外匯貿易方案”和“外匯貿易管理辦法”等法規,對外貿政策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與調整。一是臺灣將復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廢除了不同進出口貨物適用不同匯率的制度。二是放寬進口限制,降低進口原料的各種稅收。三是鼓勵出口,實行外銷退稅制度,設立外銷推廣基金,實施保稅工廠與保稅倉庫制度,實行外銷低利貸款與外匯提留制度等。這些政策措施極大的促進了臺灣產品的外銷與經濟發展。曾參與早期臺灣經濟決策的臺灣知名經濟學家王作榮對這一改革予以高度評價。他在《壯志未酬》一書中寫道:“不要小看這項改革,這是一次改變臺灣經濟前途、脫出困境、使臺灣經濟起飛、創造臺灣經濟奇跡的起跑點”。
  為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外資,以彌補即將停止的“美援”,臺灣當局于1960年頒布了“獎勵投資條例”,對外商投資提供優惠,凡產品50%以上出口的企業,可享受免五年營業稅或加速折舊等優惠;將利潤用于增資擴充設備的企業可享受免4年營業稅或加速折舊。同時設立專門的投資審批委員會,提高辦事效率。這是臺灣財經政策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臺灣的租稅政策從過去的追求“預算收支平衡”轉變為謀求“經濟發展”。于是從這時起,臺灣逐漸形成一套較開放的經濟體制,為臺灣經濟的起飛奠定了重要基礎。外資開始加快在臺灣的投資,臺灣經濟發展步入快速道。
  為了吸引外資、擴大出口、解決就業及滿足美援停止后的外匯資金需求,臺灣當局創設了加工出口區,成為臺灣外向型經濟的窗口。1964年元月,臺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行政院”于同月30日公布施行。1965年7月,高雄加工出口區正式動工興建,并開始接受公司申請投資,很快吸外大批海內外企業投資,不足三年已超過原計劃目標。于是,臺灣又于1968年在高雄楠梓設立了第二個加工出口區,1971年在臺中縣潭子鄉設立了第三個加工出口區。三個加工出口區的相繼設立,極大地推動了臺灣加工出口工業與外貿的迅速發展,成為臺灣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標志與縮影。臺灣由此建立了以加工出口為依托、以輕紡工業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體系,并實現了臺灣經濟的起飛。
  經過外向型經濟戰略的實施,臺灣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1962年,工業產品出口比例達到50.5%,首次超過農產品出口金額;1964年,臺灣經濟首次出現兩位數增長,財政收支改變長達14年的赤字而出現盈余,人均“國民所得”首次突破200美元;1965年,對外貿易額首次超過10億美元,其中紡織品超過糖成為臺灣最大出口產品;1966年,重工業產值比例首次超過輕工業,達到52%;1968年,制造業單項產值第一次超過農業,標志著臺灣由農業經濟時代跨入工業經濟時代。1960年到1973年,臺灣出口額從4.6億美元增加到40.5億美元,臺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10.1%,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達19.4%。
   經濟結構調整
  70年代初中東戰爭與世界石油危機的發生,對一個能源缺乏的臺灣經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1973年,臺灣批發物價上漲了22%,城市消費物價上漲了8.2%;1974年又分別上漲40.6%與47.5%,創下1952年以來的最高記錄。一時島內市場混亂,出現搶購風潮,臺灣經濟出現新的困難。剛剛實現三年外貿順差的局面再度出現逆差,經濟增長率由1973年的12.8%降到1974年的1.1%,創下50年代以來的最低增長率。
  經過這次石油危機的打擊與洗禮,臺灣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將原制訂的第六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重新改為“六年經濟建設計劃”。主要內容包括改善工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強化農村建設,促進農業現代化;改善交通設施,建立現代化的運輸系統;開發能源與海洋資源;拓展對外貿易。臺灣經濟發展也進入所謂的“第二次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時期”。
  1973年,臺灣當局提出“十大建設計劃”,分別是中山高速公路(也稱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臺中港第一期工程,蘇澳港第一期工程,桃園國際機場,高雄煉鋼廠,高雄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核能發電廠,總投資達2580億元新臺幣(約60億美元)。到70年代末,十大建設工程大部分完工,建立了發達的交通與港口運輸系統以及現代化的鋼鐵與石油化學工業,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形成了重工業與輕工業配套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臺灣經濟步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到1978年,重工業產值在制造業中的比重達58%,彩色電視機產量超過200萬臺;1979年,工業產品出口比例突破90%,與30年前剛好相反;對外貿易突破300億美元,躍居世界第21位,初步確立了臺灣經濟的實力與地位。
  1979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機爆發,再次對臺灣經濟產生沖擊,特別是石化工業受影響更大。臺灣當局不得不再次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提出發展所謂的“策略性工業”,即發展技術程度高、附加價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產業關聯效果大、市場潛力大的所謂“兩高、兩低、兩大”產業,并選擇100多項優先發展的產品項目,對原重化工業發展項目進行了調整,而且修改“獎勵投資條例”,對策略性工業發展提供優惠,尤其對技術密集工業投資給予10%至15%的投資抵減優惠待遇。
   為了發展高科技工業,臺灣于1980年正式設立新竹科學園區,提供了極為優厚的條件:可連續五年免征營利事業所得稅,免征進口自用的機器設備、原料與半成品等進口關稅及貨物稅,免征外銷產品貨物稅、營業稅及廠房建筑稅等;對海外留學人員投資提供創業低利貸款與研究經費補助等。經過二十的發展,新竹科學園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硅谷之一。到2000年6月底,園區廠商達291家,員工達9萬多人,資本額達6551億元新臺幣,全年營業額達9293億元新臺幣。如果說,加工出口區是以輕紡電子工業為主,是臺灣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標志與廚窗;那么新竹科學園區就是以信息半導體產業為主,是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搖籃。到2001年,臺灣電子信息產業有14項產品如監視器、主板機、鼠標等市場占有率高居世界第一,也都是由這里的企業創造的。臺灣是世界第四大集成電路生產地區;芯片產值占了全球的70%,資訊產業產值一度世界排名第四位(曾一度居第三位)。
   經濟自由化
   8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臺灣新臺幣開始被迫大幅升值,接著工資迅速上漲,土地價格飆升,臺灣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要變化。在這種背景下,臺灣又開始尋求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與道路。1986年3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其核心是開放市場,減少干預,實現經濟自由化,于是臺灣開始走向了更加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隨后,臺灣當局又進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主要包括解除外匯管制,逐漸實行利率自由化,在美國壓力下逐步開放內部市場,大幅降低進口關稅與減少非關稅壁壘,推動公營企業民營化,開放民營銀行的設立,等等。這些改革措施旨在鼓勵自由競爭、健全市場調節機制,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以達到充分發揮市場機能、資源合理配置、提高經濟競爭力與效率之目的。
   然而,由于經濟大環境的變化,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困難。夕陽產業或傳統產業在新臺幣大幅升值、工資與土地等生產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難,被迫外移。于是80年代后期起,臺灣傳統產業迅速向大陸、東南亞轉移。從此時起,對外投資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與特征。
  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的外移,則為島內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產業升級速度加快,第三產業發展迅速,臺灣經濟也得以迅速轉型。2000年后,第三產業產值已占了GDP的65%以上,成為臺灣經濟的主體。在制造業內部,以信息半導體產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則成為臺灣支柱性產業,技術密集性產品也成為新的出口主力。
   不斷更新的重大經濟計劃
  90年代以后,臺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上先后提出許多重大發展計劃,主要包括了“六年建設計劃”、“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全球運籌中心計劃”與“六年重點發展計劃”等。
  為了適應島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大力發展臺灣經濟,1991年6月,臺灣當局制訂了一個龐大“六年建設計劃”(1991-1996),其目標是“提高‘國民’所得,厚植產業潛力,均衡區域建設,提高生活品質”,該計劃投資規模達約3000億美元,經濟增長率年平均為7%,人均GDP從1990年的約800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4000億美元,商品與勞務出口從140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六年間實現農業零增長,工業增長6.9%,服務業增長7.8%。
  然而,這一計劃提出后,就引起很大爭議,不少學者對如此龐大的投資計劃持懷疑態度。同時由于島內政治斗爭激烈,隨著主導推動這一計劃的負責人退出權力核心,使得這一計劃的推動受到很大影響,后來大幅壓縮與調整。
   在這一計劃尚未完成之時,臺灣當局又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劃”。1995年1月,臺灣“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亞太營運中心計劃”(1995-2005),分為三個階段執行。短期目前是在兩年內完成相關法規的修改,修改的主要方向是大幅放寬資金、人員、貨物與資訊的自由流通。中程目標是到2000年,完成硬件建設。該計劃長期目標是將臺灣建成制造中心、海運中心、空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與媒體中心等六大中心。其中制造中心是核心,金融中心是血液,電信中心是神經,航運中心是手腳,媒體中心是耳目。即要通過自由化、國際化、效率化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最終把臺灣建設成“科技島”,預計到2005年,制造業產值達到3000億美元,建設成20多個智慧工業園區。
   當時,臺灣當局提出這一計劃的一個重要考慮是以大陸為腹地建立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然而,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李登輝卻對此提出質疑,于1996年8月對以大陸為腹地發展“亞太營運中心”大加批判,進而提出以“根留臺灣,加強建設”,“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口號,這是臺灣當局大陸經貿政策與總體經濟發展思路的重大轉變,“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的建設受到影響。隨后,臺灣當局對“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進行了修正與調整,重點發展以制造業為核心的“科技島”建設。民進黨執政后,繼承了李登輝反對以大陸為腹地建立“亞太營運中心”及建立“科技島”的思想,很快放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提出“全球運籌發展計劃”,希望將臺灣建成“全球運籌中心”。
  民進黨執政后不久,當局高層就表示,新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競爭優勢)不在傳統勞動力,而在智慧、知識技術,“亞太營運中心”格局太小,因此提出“營造臺灣成為全世界高科技制造服務中心”的經濟發展構想。同時認為,“亞太營運中心”以大陸為腹地有很多盲點,限制影響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優勢,因此主張應修正為把臺灣建成為“綠色硅島”與全球高科技制造及服務中心即所謂的“全球運籌中心”,這樣可以避免臺灣經濟的“大陸化”,從而增強與歐美高科技國家的經濟聯系。
   2000年10月起,臺灣正式推動“全球運籌發展計劃”。該計劃旨在協助企業發展全球運籌管理,使臺灣成為國際產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運用臺灣制造業優勢,推動全球布局,全力提升臺灣的物流、資訊流、金流效率,協助企業整合跨區域資源,發展高附加價值轉運服務。同時,規劃建立示范性全球運籌資訊共同交換平臺,即建立一個島內系統商、零組件廠商、銀行、物流及國際采購商接軌的共同網路平臺。
   2001年2月15日,臺灣“經建會”舉行針對“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的最后一次檢討會議。主管官員認為,該計劃自1995年推動以來,已帶動1萬多億元新臺幣的投資,未來將不再專門列管,尚未完成事項納入“全球運籌發展計劃”與“知識經濟方案”。“全球運籌發展計劃”共有45項具體計劃,到2001年底共完成包括電子商務、物流與基礎設施及法律修訂等32項具體措施的執行,其中包括了通過優惠稅收鼓勵設立營運總部與研發中心等。
    “全球運籌發展計劃”推動以來,已發揮吸引島內外企業在臺設立物流中心或運籌中心的功效。2001年以來,世聯倉儲運輸、新系統物流與昭安物流公司獲準在臺設立物流中心;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在桃園建立首座北美以外半導體設備物流中心,以作為亞太地區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配送運籌中心;美國AIRIS公司計劃與臺糖公司合資興建經營航空貨物集散站與物流中心,英特爾公司在臺設立該公司在亞太地區第一個倉儲中心及在臺北設立品質支援中心;DHL國際快遞公司宣布“深耕臺灣投資計劃”,與長榮合資成立快遞貨物轉運處理專區;UPS快遞公司將臺灣定位為“泛太平洋區轉運中心”;日本郵船與高雄港合資以高雄港作為東亞地區主要轉運港口。
   2002年5月,臺灣當局提出并通過“挑戰2008—六年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再次強調加速發展臺灣成為“綠色矽島”建設遠景。即為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與挑戰,要以“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以“全球接軌,在地行動”為發展策略,以“改革積弊,投資未來”來“除弊興利”,在6年內投入2.65萬億元新臺幣,發展10項重點計劃(E世代人才培育計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劃、產業高值化計劃、觀光培增計劃、數位臺灣計劃、營運總部計劃、全島運輸骨干整建計劃、水與綠建設計劃、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將臺灣建成“綠色矽島”。主要目標是,到2007年時,經濟增長率超過5%,研發經費占GDP的3%,世界第一的產品或技術至少達15項;創造70萬個就業機會,失業率降至4%以下;寬頻普及率超過600萬戶,來臺旅客增加2倍。
  然而,由于臺灣政壇的政治斗爭激烈,主持經濟建設的官員變換頻繁,許多重大計劃未能真正推動或執行,甚至放棄,影響了臺灣經濟的平穩發展。2001年,臺灣經濟甚至出現50年代以來的負增長,隨后進入3%的低增長期。
   盡管如此,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臺灣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到1992年,臺灣“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00億美元,躍居世界第20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外貿總額達到1500億美元,高居世界第14位,外匯儲備900多億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0年,臺灣“國民生產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近14000美元,對外貿易進出口額雙雙突破1400億美元,總額達28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達106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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